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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嘉善、青浦,为什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这里?

时间:2019-07-04 08:16:10     来源:上观新闻


   在7月2日下午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区、市)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介绍说,上海将紧扣“一体化”“高质量”这两大关键词,紧抓三个重点区域建设,其中第一个重点区域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即在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为什么是吴江、嘉善和青浦?

   这里最江南

   如果要从行政区域交接地带,寻找可以在经济社会、综合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能较大程度的统合与一体化管理的区域,环淀山湖地带确是一个较佳的选择。这里地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是传统所言的吴根越角,地理环境的一体感极强。

   从生态环境的层面来说,三地的水、土、气几近一致,没有太多的差异。且水域范围广大,由水环境蕴育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呈现了这一区域民生的全部面貌与比较统一的基本轮廓。

   三地内向太湖,中包淀山湖,外借吴淞、黄浦出海,在当代江、浙、沪三大高层政区之间是联系最紧的地域。

   以淀山湖为中心的水运系统,为青浦的朱家角、金泽、西岑、练塘以及稍远的七宝、重固等镇,吴江的周庄、同里、莘塔、芦墟、金家坝、八坼、平望、震泽、盛泽、黎里等镇,以及嘉善的丁栅、姚庄、西塘、陶庄、下甸庙、千家窑等镇,建构起比较便捷的交通网络,舟船运输极为发达。也因为水域广大,地势低洼,民生多以水稻生产、渔业经营等为主,水生经济作物,如茭白、菱、藕等的种植是农家生计的常态,地方生活日常丰富多元。

   行政边界犬牙交错

   早在秦汉时期,这三个地方,共属于会稽郡(郡城驻于首县吴县);唐代都属于江南西道的苏州,宋代吴江隶于苏州,而嘉善与青浦同属于秀州(嘉兴),那时的秀州还辖有今天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元代已经分开,吴江属于平江路(苏州)、青浦属于松江路、嘉善属于嘉兴路,但它们都隶于同一个高层政区江浙行省的北部。

   至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认为浙江太小,遂决定将江南行省的嘉兴、湖州二府划入浙江。太湖周边不再同属于一个高层政区,而被人为地分隶于两个大政区管辖。到清代,苏南属于江南省及康熙六年后的江苏省,浙西的嘉兴、湖州则一直属于浙江省。在1949年后,一直分属三个高层政区,即原来的松江府与清代太仓直隶州的大部分(嘉定、崇明两县)被划归上海直辖市,与江苏、浙江两省共同分割了整个太湖平原地区。虽然太湖湖区和滨湖地域仅归江苏、浙江两省共管,且江苏占了大部分湖域,但是,仍然造成了这个地区经济、社会、自然规划等方面的行政分裂。

   不过,在明代人的意象中,苏州、松江、嘉兴等地,被作为“江南”的核心地域,在归有光看来,“江南”就是南直隶的苏、松、常与浙西的杭、嘉、湖六府地区。这里的经济发展,已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明末的时候,有人还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

   就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的管理来说,在明清两代的宣德、弘治和雍正等年间发生过的几次分县改革,曾经造成了疆界管理上的错乱问题,却被政府赞为颇得“因地制宜之法”,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太湖平原这个财赋重地处理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狱讼以及加强地方控制。

   例如,嘉善县是在宣德五年(1430年)正式从嘉兴县分割出来,治所在魏塘镇;青浦县则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按照巡按御史舒汀的奏请,割华亭县西北二乡与上海县西三乡而设,治所在青龙镇,万历元年(1573年)改治于唐行镇,万历六年又割华亭县集贤乡、上海县新江乡增加其疆土。

   在分县后,仍保留了疆土互相嵌错的局面。青浦地方就长期存在插花错壤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清末时,当地人想乘“地方自治”政改的契机,将错壤彻底清理一遍。

   像朱家角镇,北接苏州府昆山,南连松江府娄县,是个交通要地,虽壤地幅员不广,“犬牙相错”之势十分明显。这样的区划分割,对于市镇的经济控制、治安管理等都有不便之处。类似这样的市镇,江南地区并不少。

   根据民国《青浦县续志》的记载,青浦县金泽42保1区29图西罪圩1至11号地名东南汇,又同保同区26并30图小伐圩26至30号地名西南汇,东南汇、西罪圩共田52亩4分7厘6毫,又西南汇小伐圩共田15亩7分1厘,插花至嘉善北月圩;类似的,嘉善地方约10亩的土地,嵌插在金泽42保4区31图南虞圩之西南汇。

   当然,青浦县错壤的矛盾焦点在章练塘镇(即练塘),这个镇属于苏州府元和、吴江两县共管,但镇的周边土地却属于松江府青浦县。镇离吴江县城较远,飞插青浦县,元和、吴江两县的政教法令根本不能很好地实施,所谓“风气锢塞,见闻寡陋”,比朱家角镇与枫泾镇要严重得多。但该镇离青浦县城很近,不过30里,离松江府城也不过40里,这边的施政显然要便利得多;而且风俗习惯也与青浦更相近,镇中户口属于青浦的就占了十分之七。

   因此,章练塘镇以邹铨为代表,向江苏省地方自治筹备处条陈《请将章练塘镇之元、江二邑地归并青浦事》,要求按照《自治章程》第三条有关合并数县、十三条以小并于大的条文,将章练塘地方划入青浦。这个提案最后被通过,到宣统二年,章练塘镇并入青浦。于是,青浦县西南边界也产生了变化;西面与嘉兴府嘉善县接壤的地方仍以野猫洞港为界。

   这个小镇的改正事例,仍然可以旁证性地说明江南乡村地区错壤难问题的复杂性和行政管理上的麻烦。

   政区边界的管理

   在传统时代的苏南、浙西,最难管理的是赋役,而民间规避赋役,已成了一种风尚,就是明代巡抚周忱所指出的:“居东乡而藏于西乡者有焉,在彼县而匿于此县者有焉;畏粮重者,必就无粮之乡;畏差勤者,必投无差之处;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营新居而弃旧业者有之。倏往倏来,无有定志。”官府的勾摄,常因疆界而受到阻碍。

   嘉兴、湖州之间的湖荡,辽阔错杂,社会上所谓的“奸盗”,可以避匿其中,“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吴,而逃庇于浙”,官兵无法有效捕捉,就互相推诿,故称此害为“吴盗浙窝”。时人卢泾才曾向史可法提意见,认为政区边界这种三不管的散漫性,是导致地方治安漏洞的关键,要予以必要的重视。卢泾才的意见,深为顾炎武所认同,顾氏将他的话抄在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地方政府层面的应对,主要在巡检。嘉善县西北境与吴江县共邻的分湖,设立过一个巡检司,衙署就安排在吴江县的芦墟镇;到干隆初年,移驻至黎里镇,也与嘉善县境毗邻。该巡检主缉所辖的黎里、芦墟、北厍、莘塔、黄溪、平望、新杭里诸市镇共860圩的盗贼问题,“盘诘奸伪,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巡检司的设置,加强了乡村的防卫力量,也巩固了县境周边地区的治安。

   另外,县衙佐贰官员(县丞、主簿、典史)也常被分防到县域边境的市镇上去,设立衙署机构,进行专门的管理,重点就在水利、治安等层面。

   例如,嘉善县的县丞与主簿都不驻县城,分别驻防于县境北面的西塘镇(亦称斜塘镇)和东南毗接松江府境的风泾镇(即枫泾镇),以加强对县境边区的控制与管理。吴江县的盛泽镇,由于经济上的繁荣,政治地位也显得日渐重要。到干隆五年,吴江县丞就移驻于此,“遂称巨镇”。

   对行政边界地域问题的处置,高层的省界调整或建立一个联合的管控区,显然是必需的。

   那一口共同的三白酒

   在经济生活上,因地局水乡、人多地少而构建了最基本的生存格局,精耕细作显然已不能满足民生的更多需求。随着江南地区整体发展的商业化与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普通士民可以在这里获得多样化而丰富的谋生途径。

   商品经济具有广泛性影响,无论是地域性的,全国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江南的粮食交易、棉布生产、农业工具的制作与流通等,当然早已市场化。人口流动频繁,青浦、嘉善、吴江三地的产业互助比较明显。在前工业化时代,这里的城乡之间、乡村之间、村镇之间的互动与互补性较强,产业态势上有较大的一体性。

   从经济、市场、商业网络的层面来看,这里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产业样态多元、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丰富、城乡关系密切的“市场”,像盛泽、平望、同里、朱家角、练塘、金泽、陶庄、西塘、干窑等为主导的地方经济中心,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

   商品经济发达,粮食与棉布为生产为主导的特点,深为时人所认同,而且商业化构成了这里城乡社会的基本特色。例如,至晚在万历年间就已流行的谚语“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就是表达松江、嘉善两地产业特色的重要话语。

   产业文化的一体性,主要体现在地方“风物”上,像青浦、吴江、嘉善稻米文化中的一个共同代表就是米酒,此外还有年糕、方糕、糕团(青团、糯米团为最)等,也较重要。

   作为米酒,三白酒是其中最具特色的。吴江盛泽镇生产的土酒中,最有名的就是生泔、三白与茅柴三种。清末嘉兴人沈云对此曾有“生泔白酒暖茅柴,羊肉开缸味最佳”之咏。至于后来苏州人于冬至日家宴时必饮的“冬阳酒”,就是添加了糖浆的黄酒,使小儿女们也喜欢饮用。而盛泽地方,这种“味薄而甜”、只有冬季才有的“东阳酒”,或称冬酿酒,就是当地的“生泔酒”。

   清初华亭名士董含谈及家乡松江名酒时,这样记述道:

   尝见宋人小说载云间酒最淡。有小词云:“浙右华亭,物价廉平,十文钱买得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此时华亭尚属檇里(嘉兴),想宋时如此。迩来居民取泖水为之,清冽无比。又有刘姓者善酿,名“刘酒”者,凡宴会及饷上官皆用之,不减惠泉醇醪、虎邱三白,可以一刷此诮矣。

   董含所说的刘酒,主要产于章练塘镇。镇人记忆中的刘酒故事,一直比较清晰,也是十分荣耀的:“本镇刘氏,汲泖水仿三白法酿,酒味芳冽,久为时所贵尚。刘酒之名驰于京都,载入《松江志》。”干隆《青浦县志》则讲得较笼统:“汲泖水,三白法酿酒者,味亦清醇。”后来有补充,言泖滨有刘氏者,“汲泖水,仿三白法,味亦甘冽,俗号‘刘酒’”。据说当地曾有达官过境,“沽饮甚欢”,还题赠了“刘酒弛名”四字。此外,章练塘镇所产的“宣酒”,号称由宣氏秘制,“味醇厚”,亦为佳品。

   董含特意将刘酒与无锡惠泉、苏州虎丘三白作对比,以表明刘酒的品质之佳。

   当然,在清代以来黄酒兴起后,西塘、枫泾两镇的黄酒在地方上拥有较大的市场,早已超越了三白酒。

   一致的物质与精神文化

   就语言、风俗等总体来观,社会文化的一体性,在青浦、吴江与嘉善三地也较明显。

   行政区域边界地域的民众,生活与文化上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政区区隔感,尽管他们对边界的概念要比许多政府官员和文人们要清晰得多,口耳相传,世代都记得哪些地方属于哪个辖区,哪些人属于哪个辖区,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种种差异。

   以青浦方言为例,当地人自然清楚地知道四乡的差异:七宝以东类上海,泗泾以南类华、娄,双塔以西类元和,泖湖以西类吴江,小蒸西南类嘉善,赵屯西北类昆山,吴淞以北类嘉定,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这些语音在环淀山湖地区的识别度很高,但相互之间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

   吴江县盛泽镇东南的新杭市与秀水县王江泾镇相接壤,仅一水之隔,两地居民混杂居住,外人很难区分清楚,在户籍上,自明清以来,许多盛泽人就喜入秀水或嘉兴籍,如明末的卜舜年、清初的计东以及同治年间的王永义等,并没有因疆界的阻挡而产生任何隔膜。即如分隶江、浙两省的枫泾镇,习尚、声音、方言、称谓虽然存在差异,在感觉上已很不清晰。

   世家大族的移居与定居在这三县之间更为频繁,并没有因为不同行政区而有所阻隔。像明代中后期嘉善的袁仁、袁黄家族、曹勋家族,吴江芦墟的叶重第、叶绍袁家族等,都堪为代表,在科考上可以互为流通。譬如,曹家祖上在松江府生活,就已寄籍嘉善县科考;明末松江的地方领袖夏允彝,年轻时也在嘉善参加科考,其子夏完淳幼时常在嘉善的岳父钱栴家学习与生活。

   上述这些事例,可以清楚地呈现环淀山湖地区的地方特质与习俗建构,以及因此蕴生的比较一致的物质与精神文化。

   因此总体而言,环淀山湖地域,在环境、气候、物产、民生上有其明显的同一性,这是最基本的;其次,在政治、经济有其较为统一的认识,而在文化的典型表现上又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最后,虽经历代变革,三个县域各属不同的政区,但其内在具有很大的向心力与一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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